逻辑的三次传入与汉传因明研究论文[精选合集][修改版]

第一篇：逻辑的三次传入与汉传因明研究论文本文之“汉传因明”专指以玄奘译讲为开端、“二论”(即《因明正理门论》与《因明入正理论》)为原本、汉语为载体，主要传播于汉地的因明。所论对象仅限于19世纪末至20

第一篇：逻辑的三次传入与汉传因明研究论文 “”“”() 本文之汉传因明专指以玄奘译讲为开端、二论即《因明正理门论》与《因明入正理论》为原本、 192060 汉语为载体，主要传播于汉地的因明。所论对象仅限于世纪末至世纪年代，中国学者以西方逻辑 为工具或参照系所进行的汉传因明研究。 一、逻辑的三次传入与汉传因明研究的两种模式 百年来汉传因明的发展史表明，逻辑的传入对汉传因明的研究影响深远。为了说明这点，有必要简要 回顾一下西方逻辑传入的历史。 17 西方逻辑传入中国最早可追溯至世纪，《几何原本》和《名理探》的面世可作为其标志。前者是欧 几里得的著作，后者对译的拉丁文原本名为《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尽管后者所涉内容仅为原著的上 () 编即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理论和谓词理论，但因其触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别具意义。令人遗憾的是，这 : 样两部不同风格的著作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因而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由中国学者最早开启对三大 论理体系进行比较研究的局面并未出现，更勿论对汉传因明的逻辑研究了。据说李之藻之所以参译《名理 “” 探》，是因为他想拿逻辑为理学服务，试图通过它来反对佛家因明论与道家无名论，然而，由于其译著中 () 未包括真正能反映亚里士多德逻辑含命题理论和三段论学说的原著下编，因而这种想法注定无法实现。 1886 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的译著《辩学启蒙》在中国问世，意味着西方逻辑的再度传入。与第一次 相比，此次传入影响更小，几乎被后人遗忘。 : 清末民初，西方逻辑第三次传入中国。其渠道有二一是直接来自西方，二是来自日本。不同于前两次， 30 此次传入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一方面，至上世纪年代，中国学者不仅接触到西方传统的 ()(“” 演绎逻辑如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归纳逻辑如穆勒的名学，也对以罗素为代表的数理逻辑有所了解。这 表明，不论是对逻辑本身的研究还是运用逻辑知识开展其他问题的研究，那一时期的中国学者已经具备一 定的基础。另一方面，本次传入直接影响到几乎同期兴起的墨学和汉传因明研究。后者因而实现了一次重 大的研究转向，即逻辑转向，新的研究模式及其系列成果正是其主要标志。关于这一点，曾祥云的《因明 研究中的逻辑主义评析》一文可资参考。尽管该文的基调是批判性的，但也反映了此次传入的持久影响力。 基于此，我们认为汉传因明的研究新模式实由逻辑的传入与因明研究的再度兴起的双重影响所致。 :“” 在我们看来，与逻辑有关的汉传因明的研究模式大致有两种第一种可称为比较模式，即比较西方逻 ;“” 辑和汉传因明之间的异同第二种则为阐释或解读模式，即用西方逻辑的理论、方法来诠释甚至改造因明 ()(() 体系如符号化、图式化等，或者说，这是一种以逻辑元理御研究汉传因明对象理论的模式。对这两种研 “” 究模式，人们在实际研究时总是不加区分地交替使用。因而，在某些明言比较的文章中，往往夹杂不少第 二种模式的成分，反之亦然。我们丝毫不怀疑人们即便不做区分也能很自如地使用它们，但严格地区分乃 至自觉地使用它们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提倡的。 比较模式始自清末民初，沿用至今。它受到不少学者青睐，原因之一或许在于他们认为将这两种体系 置于对等的地位，显得更为公正和合理。相对而言，阐释或解读模式引发的争议则要多得多。如何消除或 ? 消减这些争议这实在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不过，本文无意在这方面多费笔墨，因为如下一些问题更亟待 :??? 解决人们利用这两种模式得出了哪些主要结论这些结论是否恰当如何得以成立等等。下文将对启蒙 (18962020)(202060) 年至世纪年代初、逻辑转向世纪年代末至年代两个时期的一些代表人物的主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