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菊与刀》看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从《菊与刀》看日本人矛盾性格美国女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二战后受美国政府的委托，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

从《菊与刀》看日本人矛盾性格 美国女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二战后受美国政府的委托，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 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 1946 ，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年，本尼迪克特把报告整理成书出版，即现在的《菊 与刀》。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 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 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训等等），由此入 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 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 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不在于人的内心。这些观点，对于研究日本人及其文 化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文化就是“国情”，就是“国民性”，日本文化就是“日本人”。这说明，研究社会不仅 要“找寻决定性的物质因素”，而且要“探讨起重要作用的精神因素”，不是只得出“抽象模 式”，而且要发现“具体类型”。本尼迪克特是在美日交战的情况下研究日本的，她只能凭借 间接的资料进行“远程研究”。中国人对日本实感最深、关系最密，两国文化又有悠久的历 史渊源，因此，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时偶尔也把中日作了点小小的比较。 一、双重性格重恩与复仇 “文化的基本代码，从一开始，就为每个人确定了经验秩序，这个经验秩序是它将要处 理的，它在里面会重新找到迷失的路”。中国人的恩限定在血缘关系中，但是日本人却将恩 泛化到整个社会结构中，他们将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理解成受恩和报恩的关系，君主和臣民之 间、父母和儿女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归根到底都是由“恩”将他们连接在一起。这样， 每个人处于不同的社会角色，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恩情，使得他们自觉履行义务而毫无怨言， 实际上就从社会心理层面阐释了等级制度的内在合理性。 同时，恩也是一把双刃剑，“人们在受恩的同时常常怀矛盾情绪。在公认的社会关系中， 巨大的欠恩感推动每个日本人竭尽全力以求报恩。但是欠恩又是很难受的，因而也很容易产 生反感。”日本人对于恩情的感觉与西方人对于债务的感觉类似，你如果放任不还，利息会 不断增长，那么，你就会感到压力越来越大，直至将你窒息。相对应的，日本人对他人善意 的反应是报恩，而对他人恶意或诬蔑的反应是复仇。“日本人尊重自杀，认为它可以是一 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日本人十分注重加强自我修养来抵御外在压力，提高自己对生 活的强御能力，“压抑”、“自我牺牲”等字眼在日本文化中完全被忽视了，日本人修行的 最高境界是“无我”，既然我”都将遁形，那么深受矛盾困扰的个体根本不存在，矛盾的挣 扎和困顿成为“无物之阵”，所以，任何外在的压力最终都会化为零，这成为他们解除道德 困境的途径。 自我修养在儿童时代通过家庭的耳濡目染深植在他们心中。日本儿童生活的前后期存在 显著的不连结性，从肆意纵情到受到越来越严格的训练和约束，施加的责任和压力越来越大， 成年后，日本人就完全失去了自我。日本儿童教育的不连贯也造成了日本人行为的矛盾性和 性格的二元性，不断地引发着内心紧张的冲突。 日本文化充满了悖论，日本文化具有井然有序的社会等级制度，但社会又认可无序状态 的存在；日本人生性好斗又非常温和；坚决忠贞又食言叛变；他们在乎社会规范的约束又会 放荡不羁；注意自己外在形象又会毫无顾忌；既自傲自大又自卑自怜；既能完好地保持自己 传统又易于接受外来文化。没有一种文化能像日本文化那样充满了矛盾而这些矛盾又共生并 存在同一种文化中。一方面，社会不断地提供日本人放纵自己的机会，他们没有任何社会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