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与减灾备荒研究

绅士与减灾备荒研究 绅士与减灾备荒研究赈灾作为临事之举，属消极的灾后救济行为；而备荒则是主动的进行灾前预防，以尽量避免或减少灾害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备荒的效果如何，直

绅士与减灾备荒研究 绅士与减灾备荒研究 赈灾作为临事之举，属消极的灾后救济行为；而备荒则是主动的进行灾前预防，以尽量避免 或减少灾害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备荒的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灾情的轻重，灾害对社会 破坏力的大小。狭义的备荒仅指仓储而言，广义的备荒则应包括自然灾害发生前人类一切能 对灾荒产生影响的社会活动。本章从备荒的角度来论述绅士对灾荒造成的影响。 第一节逐利之风对备荒的影响 “”“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传统士人的立身之道，可以集中概括为以 ”“”“ 重义轻利为价值核心、以士志于道为社会职能的道义立身 ” 观念。围绕这一核心，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行为规范。宋明以降， 由于这种儒家的为士之道符合统治者德治天下、教化民众的需要，因而作为官吏士人的应备 素质，受到统治者的提倡。明清沿袭唐宋的科举制度，通过儒学经义的考选来取士任官，就 是以功名利禄来吸引士人培植这种素养的制度保证。 “”—— 科举制度以利禄载道义的机制，使读书科考 —— 入仕成为一种谋生职业，民间为士者则从自身实际生存需要出发，形成了 “” 与道义立身观念不尽相同的世俗观念。这种世俗观念看重的是由读书而能得 “”“ 到不必体力劳作的衣食之禄，乃至身家富贵的利禄。为了追名逐利， ‘’ 科举驱使士子们把儒家典籍当作改变自身命运的稻草，与其说他们热爱重视 儒学不如说他们更热衷于儒学能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学习研究儒家典籍不是目的，其真实 ”[75] 目的是把它当作自己步入达官显贵的手段和凭借。宋明以来民间大量流行的蒙 “ 学读物、劝学格言、训子箴语等，都反映了这种通行的世俗观念。如读书，起家之 ”[76]“…… 本，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 ”[77] 等等。 “ 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当官，为了获得俸禄，因为当官不仅 ”[78] 是最荣耀的职业，而且几乎是获取巨额财产的唯一途径。但政府提供的官职毕 “ 竟极为有限。随着科举制的发展，仕途日益壅塞，邑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 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复于百 ”[79] 数进士，而拔数十人入翰林。晋升道路的艰难，使大部分士子终身与仕无缘而 只能滞留民间。他们虽有功名头衔，然而这是一种与人间的生业和经济隔得很远的东西。士 虽贵为四民之首，但别尊卑而造成的不平等又很难用来分辨富贵。既然无法靠当官领取俸 禄来谋生养家，绅士们便不得不为自家生计操劳奔波。于是自元明以后，士人中出现了肯定 “” 儒者治生，即肯定士人应求身家衣裳食养的议论。自元代大儒许衡提出 “” 儒者以治生为先，到清朝前期也有数位学者文士（如陈确、全望祖、戴震、 “”[80] 钱大昕等）持儒者治生之论。 “”“”“ 读书发家和儒者治生的世俗为士观念是由义求利 ”“” ，重心在求得身家衣食生存之利，这与儒家正统伦理重义轻利重心 “” 在义有所不同。这种观念的产生，除与科举制度造成入仕之路狭窄，越来越 多下层绅士无法以读书为谋生手段获得财富而使自身经济生活陷入贫困外，也与明清盛行的 “”[81] 捐纳制度有关。捐纳使富者朝犹等于负贩，夕已列于缙绅，是获取功名 的南山捷径。用财富换取功名比寒窗苦读来得快，来得容易，并能为获得更多的财富创造的 “”“” 条件，这也刺激了士人为士观念的重心由义向利的转变。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