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文化决定论的贫困——超越文化形态史观.doc

秦晖：文化决定论的贫困——超越文化形态史观何为“文化决定论”自80年代“文化热”兴起，我国史学在一片“危机”声中出现了范式转换：70年代及其以前的社会形态发展史观落潮，而文化形态史观大兴。文化决定论遂

秦晖：文化决定论的贫困——超越文化形态史观 何为“文化决定论” 自80年代“文化热”兴起，我国史学在一片“危机”声中出现了范式转换：70年代及 其以前的社会形态发展史观落潮，而文化形态史观大兴。文化决定论遂取代“历史决定论” 成为解释的利器。 本来，80年代的“荆轲刺孔”与90年代的“舞阳读经”都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历史现 象，对摆脱改革前学术—思想模式而言也起过启蒙作用。然而其弊已显，且有由弄假成真而 至走火入魔之势。许多本来明明白白的事，一旦进入“文化解释”，便立即变得云山雾罩， 神秘兮兮，以致坊间有“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之讥。 一位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对80年代的东部沿海开放战略提出批评，他从这一战略中发现 了“传统文化的无意识之根”——由远古太阳神崇拜而来的“‘东向而望’的传统思维模 式”。据说这种传统的“惯性力所造成的积重难返局面”已贻害万端，招致了东西差异扩大 等等。他因而呼吁：“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思维模式的转换，而思维模式的转换前提又在于传 统空间定向模式的扬弃。”他的建议是：重开丝绸之路，变向东开放为向西开放，以复兴“曾 给中华文化带来不朽繁荣的经济大动脉”①。应该说他的批评与建议都无可厚非，但把“向 东开放”与“太阳神崇拜所造成的传统空间定向模式”联系起来，却的确有点“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了。按照他的逻辑，那古代“向西开放”的丝绸之路“曾给中华文化带来不朽繁 荣”的事实岂不是说明古人早已完成“传统空间定向模式的扬弃”、其“思维模式”比今天 还要“现代化”了吗？ 如果说这样的解释是画蛇添足的话，那么另外一些解释就有混淆视听之嫌了。我国改 革时期“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业有了惊人发展，于是有人便把它当作一种“东方文化现 象”来大谈其“深层文化背景”，说是“中国的乡镇企业很多国家都想学，但是他们学不去， 原因在于传统不同”。其实，“离土不离乡”就是在身份制下农民可以改业却不能改变“农 民”身份，这在今天的确是我们的“特色”：其他国家也有身居乡村聚落而从事非农业者， 也有兼业农户，也有离农改业却保持了乡土文化传统的人们——但他们没有“离土不离乡” 者。因为他们没有把人们分为与生俱来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个准世袭的身份 等级。在他们那里“农民”只是一种职业，改了业便不再是“农民”。而在我国“农民”， 不但是一种职业，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准世袭身份，因而才可能有“离”了农业职业却“不 离”农民身份的问题。这个道理本是再简单不过。在身份制下农民要改业，就必然会有“离 土不离乡”即改了业而改不了“农民”身份的现象，这与“文化基因”八竿子打不着。没有 身份制，无论什么“文化”也不可能孕育出个“乡镇企业”来，而只要有身份制与农民改业 这两条，任何民族都会产生“乡镇企业”现象。现今大多数国家早已没有身份制，因此他们 自然无法向我们“学习”。但历史上他们多是有过身份制的，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看到一些似 曾相识的事物。 例如，在农奴制改革前的俄罗斯，就曾涌现过许多“农民企业家”，如著名的莫罗佐 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布特里莫夫家族与鲍里索夫家族等等。他们拥有大量工厂与作坊， 富比贵族，脱离农业达几代之久，但在户籍上仍是“农民”（农奴），而且在村社中还保有 份地。当时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农民改业成风，特别是在地瘠人稠而又交通发达的中央非黑土 地区，整村整村的农民改业工商，许多农村变成了工业村，著名的如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 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特维尔省的基姆拉村等。由于村社内的合作习惯与互相仿效， 往往整个村子从事同一行业，如纺织村伊凡诺沃，冶金村巴甫洛沃，制鞋村基姆拉都闻名全